当下，“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如火如荼，各项具体的合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征程中，建构造福于全人类的、具有最广泛参与性的全球治理新体系是推动“一带一路”实施的重要内容。这就决定了使用这一公共产品的对象的广泛性和共享性，也就决定了各种各类区域合作的广泛性和创新性。辽宁作为“新一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主体之一，积极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新机遇，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拓宽原有的合作领域，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从创新中找寻新启示，这是辽宁面临的重要任务。
进入新世纪以来，有着“共和国长子”之称的东北地区陷入了经济发展的困境，计划经济时代的各种优势成为今天经济发展的桎梏。吃资源饭，产品原字号、初字号、重字号的优势已经与时代的要求严重脱节。依靠资源和政策的发展模式造成了经济结构单一和机制体制滞后。辽宁作为东北的工业重镇，相关问题也很突出。在今天，要想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辉煌，必须要借助原有的各种优势，创新思维方式，实现产业升级转型；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利用地缘优势，扩大对外开放，实现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长远目标。
目前，辽宁正处于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创新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新思路，充分依托辽宁原有的资源和产能优势，利用地缘区位特色和交通枢纽作用，努力实现走出去，实现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在去产能做“减法”的同时，也要在优质增量供给上做“加法”，为存量资源找到新出口。在改善旧供给的同时，也要开发新需求，实现走出去。开动创新思维，放大全球视野，打造新的产业链和新的增长模式，敏锐把握新形势、新动态，开发新的有竞争力的特色资源，最终达到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振兴的目标。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经济发展的内引外联提供了新的机遇，公共产品的全球共享为辽宁走出去搭建了一个大平台。当下全球经济合作的区块化和层级化为辽宁的对外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地方合作成为国际全方位合作的有效方式。就辽宁的地缘区位而言，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形势（朝鲜半岛问题导致的政治军事形势的复杂化）和经贸现状（日韩俄经济发展的多重不确定性）已经成为辽宁拓展本地区经贸潜力的巨大阻碍。在这种情况下，辽宁必须要创新思路，拓宽视野，借船出海，利用地缘优势，打破既有格局，开拓新路径，寻找新出口，双管齐下，海陆并进，实现经济发展的多元化和优质化，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业态转型，带动经济的全面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创造的多层级合作关系为地方政府开拓国际合作创造了积极的条件。这种新型的合作关系打破了原有的建构体系，可以根据合作双方或多方的现实需求建构起新的合作关系，如中国-中东欧国家“16+1”的合作模式下的地方政府合作。而且这种合作模式还可以不断地根据现实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细分，如中国-中东欧国家“16+1”的合作模式就是在中国与欧盟合作的基础上拓展而成的，既包括某些欧盟国家，又包括某些非欧盟国家的对欧洲合作的新模式。这样的合作模式还可以进一步的细化，如中国与波罗的海三国的合作。特别是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达佩斯纲要》中指出，“各方确定2018年为地方合作年。各方继续支持中国和中东欧国家首都和各省、区、市间建立友城关系，······，促进地方间的直接交流与合作。”“鼓励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继续开展直接合作······”。这样就为地方政府与中东欧国家开展国际经贸合作开创了新的平台和机遇。对于辽宁来讲，发展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是推动经济转型的新路径，也是克服目前制约经济发展的各种不利因素，利用地缘和资源优势进行经济发展模式创新的新尝试。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一下辽宁与波罗的海三国进行合作的现实可能性。
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波罗的海三国指的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三个国家国土面积不大，但地处重要的战略位置，而且经济的活跃度较高，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与辽宁具有产业合作与经贸关系的互补性。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港口众多，适宜发展航运业，这对于推动辽宁走出去的意义不可低估。因此，实现辽宁与波罗的海三国的合作对于实现各方的互利共享具有极大的意义。
首先，在产业结构上，辽宁与波罗的海三国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从中国与波罗的海三国的贸易统计数据来看，双方具有互补性的产业包括食品、饮料、烟草加工、纺织业、电子设备、机械与设备、其他制造业。对于辽宁来说，以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石化通用设备、输变电设备，以及造船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在全国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些部门的产品具有质量和价格上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打入波罗的海三国的市场。目前需要的是对市场规则和相关国家法律的进一步了解。
此外，在油页岩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爱沙尼亚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从加工效率看，爱沙尼亚的葛洛特干馏技术是目前处理油页岩小颗粒炼油最成功的技术。辽宁抚顺拥有国内唯一的油母页岩综合开发利用示范基地和油化纤塑洗蜡原料供应基地。在油页岩的开发利用方面双方具有一定的合作潜力。
传统产业的互补性对于发展辽宁与波罗的海三国的经贸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可以为辽宁与波罗的海三国在经贸活动中拓展新的合作伙伴，提供更多的选择，也为各方的产业升级提供良好的助力。
其次，利用新机遇，开拓“冰上丝绸之路”。
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辽满欧”“辽蒙欧”“辽海欧”三条国际综合交通运输大通道已经建成。2017年11月，大连港出发的首列直达斯洛伐克的中欧班列抵达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多瑙河港站，实现了中欧大联运的常态化。相比通过中亚地区的其他中欧班列，由辽宁始发的中欧班列经过俄罗斯、白俄罗斯或乌克兰等国，经行国家数量要少于其他路线，这不仅简化了通关手续，而且保证了战略上的安全。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辽宁-欧洲线路具有极大的战略安全优势，这是应该加以注意的。
此外，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北极航道日益得到各方的关注。北极航道主要由两条航道构成，与辽宁相关的是通过西伯利亚沿岸的东北航道。北极东北航道是联系欧亚两大洲的最短航道，也是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海上捷径。目前它还没有公认的确切起点和终点，一般是指从东北亚出发，向西穿过太平洋的白令海，经北冰洋南部的楚科奇海、东西伯利亚海、拉普捷夫海、喀拉海、巴伦支海、挪威海，直到北欧的海运通道。东北航道的出现和开发将为辽宁的对外开放创造新的机遇。
辽宁的地缘区位决定了它利用东北航道的优势。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港口规模，大连港在与东北航道相近的北方港口中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就区位而言，大连港是中国北方距离东北航道最近的港口之一。从大连港出发经东北航道至欧洲，不仅可以节约成本，而且可以减少运输时间，特别是规避了现有海上通道所具有的安全不确定性。从港口规模来说，大连港是我国继上海之后, 国家确定建设的第2个区域性国际航运中心。大连港正在成为中国全球运输网络体系中海陆运输的战略结点。腹地型国际航运中心的逐步建成成为辽宁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目前大连港拥有国际国内集装箱航线111条，其中国际航线86条，国内航线25条，与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有着贸易往来，承担了东北地区70%以上的海运货物和90%以上的集装箱运输。2016年，海港货物吞吐量4.37亿吨，集装箱吞吐量958.3万标箱。而且大连港也是最早试水东北航道的港口之一。2013年中国货轮“永盛号”从大连出发，经过白令海峡，途经北极航线，抵达荷兰的鹿特丹港，历时27天。航程比经过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缩短了9天。试航的成功为进一步开发与利用东北航道积累了经验。
目前，国内到欧洲诸多航线的目的地是鹿特丹港，但从“一带一路”倡议的规划来看，我们不能忽略中白工业园的作用。中白工业园作为新丝路的节点和物流的集散地，亟需建设通向欧洲的出海口。在这种情况下，波罗的海三国的地缘优势就凸显出来。波罗的海三国港口众多，特别是塔林港和克莱佩达港都是大型转口贸易港，两者具有成为航运枢纽的地缘优势。从大连港，经东北航道，到克莱佩达港的“冰上丝绸之路”与陆地新丝路构成的环状结构，为“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战略保障。
“冰上丝绸之路”的开发和向波罗的海国家的延伸是推动辽宁进一步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新机遇，它不仅可以推动辽宁经济结构的战略转型，也为东北经济的全面复兴提供了国际化的新路径。
第三，夯实基础，扩大人文交流。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发展辽宁与波罗的海三国的合作要注重人文交流。其目的在于增强各方的相互了解，加强彼此的信任，助力推动全面合作，带动各方面的发展。人文交流的方式可以通过语言学习、人员交流、举办展会和发展旅游等形式进行。
辽宁是教育大省，拥有多所“双一流”院校，这是打造辽宁文化名片的重要资源。其中辽宁大学与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大学建立了孔子学院。迄今为止，双方的合作卓有成效，为在立陶宛推广汉语和介绍中国文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目前已经开办了多所孔子课堂，以满足不同人群学习汉语的需要。
在向波罗的海三国推介中国的同时，可以考虑在省内高校开设相应国家的语言研修班，从掌握语言开始，加深对波罗的海国家文化的了解，推动互通互联。此外，教育部批准在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设立波罗的海国家研究中心，为中国与波罗的海国家开展全面合作提供智库服务。这些都是辽宁发展与波罗的海三国合作的有利支撑。
旅游是推动人文交流的重要手段。辽宁是旅游资源丰富的大省，拥有从史前文明到民族风情的能够满足不同群体需求的旅游项目。而地处波罗的海沿岸的三国，气候宜人，环境优美，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开展旅游合作不仅有助于推动经济合作，而且能够推动人民之间的了解，克服跨文化交际中的刻板印象，为实现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人类互通互联已经成为时代发展要求的情况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时代主题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用创新性思维来思考和解决辽宁振兴的问题，要用大视阈，找寻新机遇，利用新资源，充分挖掘老工业基地的内在潜力，结合“一带一路”提供的发展空间，加快内引外联，深化与波罗的海三国的合作，在互通共享中实现辽宁的振兴！
